在安潔莉娜裘莉切除乳房的新聞之後,香港順勢療法支持者黃偉德為文主張,她是受到西方醫學誤導,才做出這種狠心且無用的選擇。
隔天魚之樂回應,指出黃偉德的文章同時犯了「語癌」(模糊不清的語句)和「謬論」(舉證不足)這兩種錯。我相信魚之樂的批評是公允的,但我也相信黃偉德一定有辦法回應魚之樂關於舉證不足的批評。
理由很簡單,黃偉德的說法,是用抽象、隱喻、專有詞彙裝潢,而實質上很難有「可否証性」的論述。
例如說,黃偉德主張『從家庭系統去推測「患癌機會」的命中率,會比癌症基因檢測的高』。魚之樂正確地指出這個宣稱需要資料支持。然而,要拼湊出符合這說法的統計,其實非常容易,因為,從黃偉德使用的那些模糊描述,你沒辦法確定哪些家庭系統在順勢醫學的定義中算是容易致癌的家庭系統,當他們碰到違背自己理論的統計資料,很方便就能找到口舌,去排除那些對理論不友善的例子。
我認為抽象的表達習慣和可否証性的缺乏是相關的。簡單說,論述當中修辭越來越多,講述的東西越來越模糊,你就越來越難判斷,哪些現象算是符合哪些段落的描述。最後的結果,就是越來越難用能客觀觀察的現象來檢驗理論。這種理論特色,對講究證據的自然科學傳統來說是壞事,但是在某些領域裡似乎無傷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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