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6.2008

開放問題論證

後設倫理學(meta-ethics)裡的自然主義(naturalism)是描述論(descriptivism)的一支。描述論的基本想法是,道德判斷以及道德命題的內容,是對於世界的狀態的描述,而非對於說話者的情感、立場或態度的表達。而描述論之下的自然主義,相對於非自然主義(non-naturalism),主張說,當道德判斷以及道德命題被用來描述世界的時候,被描述的是世界的自然性質,而非非自然性質。

自然性質就是那些可以被自然語詞所定義的性質,例如,在這個議題上,「可達成最大效益的」或者「最受到大雄青睞的」。因此,自然主義的後設倫理學理論會具有這樣的形式︰

一個行為是善的,若且唯若這個行為具有p性質。
而「p性質」必須是一個自然性質,例如
一個行為是善的,若且唯若這個性質可達成最大利益。
G. E. Moore提出來的開放問題論證(open-question argument)是歷史上攻擊自然主義的論證當中引起最熱烈討論的一個。Moore的思路是這樣的︰對於任何一個具有「一個行為是善的,若且唯若這個行為具有p性質」這樣形式的自然主義理論,我們都可以問一個問題︰
Q. 當一個行為具有p性質,這個行為就會是善的嗎?
Moore認為,如果a正確地定義了b,那麼「x是a」和「x是b」的意思就會相同。如果「x是a」和「x是b」的意思相同,「當x是a的時候,x就會是b嗎?」就會成為一個明知故問的蠢問題,就如同「當x是沒結婚的男人,x就會是單身漢嗎?」一樣。同樣的道理,如果「具有p性質」是「是善的」的正確定義,那麼「行為x具有p性質」和「行為x是善的」的意思就會相同,如此一來,Q就會成為一個明知故問的蠢問題。

然而,Q真的是一個明知故問的蠢問題嗎?Moore認為,不管p代表什麼樣的自然性質,Q都會是一個有意義的開放問題(open question),而非明知故問的蠢問題。例如說,不僅我們可以真摯地問「當一個行為可達成最大利益,這個行為就會是善的嗎?」,事實上,這個問題還很貼切地表達了大多數人對於效益主義的懷疑。因此,Moore認為,不管自然主義端出什麼樣的「善」的定義,那個定義都不會對。

5.25.2008

信仰的自由

信仰者在面對攻擊的時候常會出現一種反應︰「我想要相信什麼是我的自由,所以,你沒有權利說我不理性、沒有權利說我不應該相信我現在相信的東西,也沒有權利說我的信念缺乏justification。」

這種道德譴責式的反應完全沒有道理,因為當我們說某個人S沒有權利做某件事P,表示S在社會約定或者所屬社群的道德觀下有義務不做P,而任何法律和道德觀都沒有禁止我們批評別人的信念。換言之,對別人的信念做出批評,不是道德上惡的。


「可是我明明就有信仰自由啊!」信仰者可能會這樣回應,「信仰自由不就是用來保守我免於批評的嗎?」

當然不是,Austin Dacey會說,你犯了liberal fallacy。

Dacey在Point of Inquiry的episode 《The Secular Conscience》裡談到信仰者有時候會把信仰自由過度解釋,導出沒有人有資格批評別人的信念的這種荒謬結論。當我們談信仰自由,Dacey認為,我們談的是一個人的信念是non-governmental的,也就是有公權力豁免權的,換言之,信仰自由保證的是政府不能動用公權力強迫人民相信某些事情或者不相信某些事情。給信念予公權力豁免權,當然不同於主張信念是個人的、相對的、不可被批評的。

如果大家都同意信念是個人的、相對的、不可被批評的的話,結果將不可收拾,因為這樣一來,不但沒有人能夠批評別人不理性,也沒有人有權利糾正別人的信念、告訴別人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電視台沒有權利播放氣象預測報告,因為這樣會侵犯觀眾想要相信明天天氣是如何的自由,即使經由多次實驗證明喝符水根本沒效,科學家也不能踢爆迷信譴責不理性,因為這樣會侵犯信徒相信該如何治病的自由。同理,老師也不能改考卷,即使改了,也不能發給學生(這倒是好事情)。


「我們的立場沒有那麼極端」信仰者可能會這樣澄清,「我們並不主張人們不能譴責別人的信念不理性或者沒有根據,也不認為我們不應該糾正別人的信念,我們想說的只是我們不能強迫別人相信某些東西或者不相信某些東西,如此而已。」

「譴責別人的信念不理性或者沒有根據、糾正別人的信念」,這不正是無神論者做的全部事情嗎?
「強迫別人相信某些東西或者不相信某些東西」,這不正是無神論者即使想做也做不來的事情嗎?

既然如此,你們有什麼好不滿意的?

5.24.2008

共有知識和公開知識

前幾天的理性選擇討論了一個知識上的區分︰共有知識和公開知識。

想像一個情境︰
你和傑克坐在桌子兩邊,面對面。主持人發給你們一人一張撲克牌,你們把牌拿在手上,你知道你手上是張紅牌,然而,你看不到傑克的牌,他也看不到你的。

主持人開口︰「你們知道對方手上的牌是什麼顏色嗎?」你搖頭,傑克也搖頭。

「好吧,我先給個提示」主持人說,「你們之中至少有個人拿到紅牌。」

「所以,你知道他拿到的牌是什麼顏色嗎?傑克」主持人問。

傑克搖搖頭。

「好吧」主持人轉過頭來,「那你知道傑克拿到的牌是什麼顏色嗎?」

你知道傑克拿到的牌是什麼顏色嗎?
你知道,當然是紅色。問題是,為什麼你知道?整理一下從開始玩遊戲到遊戲結束時你所知道的東西︰在主持人發完牌,第一次問問題之後,你知道
    知識系統1
  1. 我拿的是紅牌
  2. 傑克不知道我拿的是不是紅牌
而當主持人給完提示,問過傑克之後,你知道
    知識系統2
  1. 我拿的是紅牌
  2. 有個人拿到紅牌
  3. 傑克不知道我拿的是不是紅牌
事實上,「有個人拿到紅牌」這件事情你早就知道了,因為你自己拿的就是紅牌,所以這個提示似乎一點用也沒有。然而,在這個狀況下的你卻可以掌握標準答案「傑克拿的是紅牌!」為什麼?

「因為如果傑克拿的是黑牌,在主持人宣佈『有人拿到紅牌』後,他就會知道我拿的是紅牌了
,然而他卻不知道,所以他拿的一定跟我一樣是紅牌。」

很好。

所以事實上,知識系統2並不單單只蘊含「我拿的是紅牌」、「有個人拿到紅牌」、「傑克不知道我拿的是不是紅牌」,而是還包括了「傑克知道有個人拿到紅牌」這件事。

在主持人宣佈「有個人拿到紅牌」之前,雖然你和傑克都知道有個人拿到紅牌,但是你們並不知道對方是不是知道這件事。這時候,我們會說「有個人拿到紅牌」是你和傑克的共有知識(mutual knowledge)︰你們兩個事實上都擁有這個知識,但是你們並不曉得對方是不是和自己一樣擁有該知識。

然而,在主持人公開「有個人拿到紅牌」這個事實後,「有個人拿到紅牌」就變成你和傑克的公開知識(common knowledge),你們不但都擁有這個知識,而且都知道對方擁有這個知識,而且都知道對方知道自己知道對方擁有這個知識,而且都知道對方知道自己知道對方知道自己知道對方擁有這個知識,而且...

我不是很清楚這個區分能幹嘛,只知道它在選擇理論、知識邏輯(knowability logic)和賽局理論裡會用到。

潛在否證者和可否證程度

Karl Popper的否證論(falsificationism)認為,可否證性(falsifiability
)的有無是科學主張與非科學主張之間的分界︰科學主張有可否證性,非科學主張則無。根據Popper,一個主張(或假說、宣稱、理論)具有可否證性若且唯若這個主張可提供自己的潛在否證者(potential falsifiers)。潛在否證者是可以被經驗驗證的存在語句或者特稱語句,當我們說句子E是假說H的潛在否證者,我們就是在說,1.E是H蘊含的預測,而且2.如果E為假,H就為假(另一個可能的說法是,句子~E是假說H的潛在否證者,若且唯若1.E是H蘊含的預測,而且2.邏輯上,如果~E為真,H就為假。波普並沒有講得很清楚以至於我們沒辦法判斷他的說的潛在否證者到底是E還是~E。不過可以確定的是,當一個假說做出的預測與事實不符,這個假說即被否證)。以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為例,亞氏物理學主張,在自由落體情況下,重物落得比輕物快。所以「存在有石頭a和石頭b,石頭a比石頭b重,而且a落得比b快」這個命題就是亞氏物理學的潛在否證者。

Popper主張,對於兩個不相容的理論,我們應該用決斷實驗(crucial experiment)否證其中之一。例如,當我們要判斷伽利略的主張和亞氏物理學的可靠程度,我們就拿一重一輕的物體進行落體實驗。然而,科學家們並非隨時都可以找到適當的方法來為兩個彼此競爭的理論進行決斷實驗。在這個時候,Popper會建議科學家選擇可否證程度(degree of falsifiability)較高的那個理論。

理論的可否證程度的高低,是由理論可提供的潛在否證者的數量來決定的,一個理論可以提供越多的潛在否證者,它就具有越高的可否證程度。直覺上,一個理論的可否證程度越高,代表這個理論做出的宣稱越強,包含的資訊量越多,內容越豐富,但也越容易被否證。例如說,「英國的天鵝是白色的」這個宣稱的可否證者會是「a是白的」這樣的句子,而且a是英國的某隻天鵝。而「所有的天鵝都是白色的」這個宣稱的可否證者會是「b是白的」這樣的句子,而且b是天鵝。由於「英國的天鵝是白色的」對於自己的潛在否證者的限制比較多(主詞必須指涉某隻英國的天鵝),而「所有的天鵝都是白色的」對於自己的潛在否證者的限制比較少(主詞只要指涉某隻天鵝就成),所以前者的潛在否證者少,可否證程度較小;後者的潛在否證者多,可否證程度較高。而相對地,前者只涉及英國的天鵝,帶給我們的資訊比較少,後者涉及全世界的天鵝,帶給我們的資訊比較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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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對自然的先驗隨附作為非自然主義的困難

後設倫理學(meta-ethics)裡的非自然主義(non-naturalism)是描述論(descriptivism)的一支。相對於表達論(expressivism),描述論主張說,道德判斷與道德命題的內容是對於世界的狀態的描述,而非對於說話者的情緒或者態度的表達。而相對於自然主義(naturalism),非自然主義主張說,道德判斷或道德命題的內容所描述的那些世界的狀態和性質,並不是可以被自然的概念化約定義的狀態和性質。因此,對於道德信念的生成,非自然主義者通常秉持一種直覺論(intuitionism),認為人們並非藉由檢查一件事情具有哪些自然性質(例如說,造成最大多數人的最大效益,或者對自己最有利)來判斷這件事情在道德上的好壞,而是依據某種直覺來做出道德評估,而且,這種直覺所依賴的那些判準,沒有辦法被自然概念所捕捉。

Michael Smith主張,非自然主義的主要困難在於沒有辦法說明道德對於自然的先驗隨附。(Smith, p21-23)說道德先驗地隨附(supervene)於自然,就是說道德性質不但隨附於自然性質,而且這樣的事實是先驗的(a priori)事實。

說道德隨附於自然,就是說,對於兩件事情(或行為)來說,如果這兩件事情的自然性質完全一樣,那麼它們具有的道德性質也會相同。換句話說,道德性質被自然性質所決定。在哲學上,我們使用隨附性(supervenience)來稱呼這樣的決定關係。隨附性是存在於兩個由性質所組成的集合之間的關係。如果A是由性質 a1, a2,…,an所組成的集合,B是由性質b1, b2,…,bn所組成的集合,那麼A與B之間的隨附性可以這樣被定義︰

A隨附於B(A supervenes on B),若且唯若對於任何兩個東西來說,如果這兩個東西所具有的B類性質(屬於B的性質)是一樣的,那麼這兩個東西所具有的A類性質也會一樣。

而如果A和B之間的隨附性是先驗的,就表示說,我們不需要經過後天的觀察,只需要理解A和B這兩類性質的內容,就知道他們之間具有隨附性。並非所有隨附性都是先驗的。當一個東西的組成分子劇烈運動,這個東西就會放熱,因此,我們可以說,「熱」隨附於「分子劇烈運動」。然而,我們無法不依靠後天的觀察來得知這樣的隨附性的存在,因此,「熱」和「分子劇烈運動」之間的隨附性是後驗的(a posteriori)。然而,要讓一個人知道「虐童」和「不道德」之間有隨附性,只要讓他知道什麼是虐童、什麼是不道德就夠了,不需要讓他觀察好幾次虐童事件然後自己歸納出「如果有人虐童,這個行為不道德」這樣的結論。因此,不同於「熱」和「分子劇烈運動」之間的後驗隨附性,道德和自然性質之間的隨附性是先驗的。

Michael Smith認為,秉持直覺論的非自然主義無法說明說明道德對於自然的先驗隨附。直覺論主張說,一個行為是不是道德的,端賴於我們在認知到這個行為後對它產生什麼樣的直覺。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人只有在經歷了很多次關於虐童事件的描述、體驗或報導後,觀察到「每當我認知到虐童事件,我都會有這件事是不道德的的直覺」,才有辦法猜測歸納出道德性質和自然性質之間有隨附性,而經由這樣的歸納得到的知識並非先驗知識,而是如同「熱來自於分子運動」一般的後驗知識。





Reference
Michael Smith 1994, The Moral Problem, Black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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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社會,必然包含不同的倫理道德

念T大的朋友這學期修了哲學概論,msn問我說作業要選那一題來寫比較好︰
1. 我知道,「人應該孝順父母」;這是先天的,還是後天的?
2. 不同的社會,必然包含不同的倫理道德;對嗎?
3. 人權是普世價值;真的嗎?


當然是2啊,我說,很明顯不對嘛。

「不同的社會,必然包含不同的倫理道德」蘊含「不可能有兩個彼此不同的社會包含一樣的倫理道德」。而後者怎麼看都不會對,因為「有兩個彼此不同的社會,它們包含一樣的倫理道德」並不蘊含矛盾,因而是邏輯上可能的。

有趣點在哪裡呢,有趣點在於教授用詞怎麼會這樣不小心,用來考倫理學的題目竟然有這麼明顯的bug導致學生只要使用基本邏輯就可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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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納普的化約句

卡那普(Carnap)認為,邏輯實證論用來建立理論詞和觀察詞之間的橋律的操作型定義蘊含邏輯上荒謬的結果,而這樣的結果是使用化約句可以避免的。

回顧操作型定義,我們發現它們具有固定的結構,即
X具有性質Y,若且唯若
如果P,則Q
在這裡「如果P,則Q」是一個條件句,條件句的邏輯特性是,如果前件為假,整個句子會為真。也就是說,如果P從來沒有為真過,(如果P,則Q)會為真,連帶地,(X具有性質Y)也會為真。例如說,「可溶性」的操作型定義是
定義a
(x)[Sx ≡(t)(Wxt → Dxt)]

在這裡,「Sx」=「x是可溶的」
「Wxt」=「x在t這個時間被放到水裡」
「Dxt」=「x在t這個時間分解」
定義a的意思就是說,「X具有可溶性,若且唯若,不管什麼時候,如果X被放進(不飽和的)水裡,X會分解。根據這個定義,如果某個東西a從來沒有被放進水裡,那麼(t)(Wat)會為假,而(t)(Wat → Dat)會為真,因而(Sa)會為真。也就是說,根據這個定義,對於任何東西而言,只要這個東西永遠都不被放到水裡,它就具有可溶性,而這是荒謬的。

要解決這個問題,卡那普提議使用化約句來建構定義,例如,「可溶性」可以被定義成這樣︰
定義b
(x)(t)[Wxt→(Dxt≡Sx)]

在這裡,「Sx」=「x是可溶的」
「Wxt」=「x在t這個時間被放到水裡」
「Dxt」=「x在t這個時間分解」
(x)(t)[Wxt→(Dxt≡Sx)]對於任何一個東西x和任何一個時間點t來說,如果Wxt,那麼Dxt若且唯若Sx
定義b的意思就是說,「不管什麼時候,如果將x放入水中,x具可溶性若且唯若x分解」。定義b沒有定義a具有的問題。定義a是一個等值定義(equivalent definition),它完全地(同時,也失敗地)定義了可溶性的內涵,如果定義a為真的,我們光靠定義a就可以判斷一個東西具不具有可溶性。然而,定義b並沒有對可溶性的內涵給出完全的定義,即使給定定義b,我們依然只知道那些曾經被放到水裡的東西具不具有可溶性。因此,定義b只是一個局部定義(partial definition)。

等值定義的不適切,迫使邏輯實證論者使用化約句這樣的局部定義來建立橋律,這也意味著邏輯經驗論必須放棄對於一個理論詞做出完全定義的野心︰我們最多也只能為盡可能地為一個理論詞的指涉物在不同檢驗方法底下的表現各自建構局部定義,但是永遠無法窮盡理論詞所指涉的事物的所有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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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2008

帕斯卡的賭注

帕斯卡(Pascal)認為每一個趨善避惡的人都該信上帝,他的想法是這樣的︰如果上帝存在而我信上帝,那麼我會受到獎賞,如果上帝不存在而我信上帝,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如果上帝存在而我不信上帝,那麼我受到懲罰,如果上帝不存在而我不信上帝,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由此可知,信上帝的人要嘛受到獎賞,要嘛沒事,而無神論者要嘛下地獄要嘛沒事,怎麼看都是信神比較好。所以,如果一個人是趨善避惡的,他就應該信上帝,不然就不理性。

把論證展開來看,帕斯卡的錯誤就很明顯︰
  1. 如果我信上帝而且祂存在,我受到獎賞。(前提)
  2. 如果我信上帝而且祂不存在,沒有事情會發生。(前提)
  3. 如果我不信上帝而且祂存在,我受到懲罰。(前提)
  4. 如果我不信上帝而且祂不存在,沒有事情會發生。(前提)
  5. 如果我信上帝,要嘛我受到獎賞,要嘛沒有事情發生。(根據1和2)
  6. 如果我不信上帝,要嘛我被懲罰,要嘛沒有事情發生。(根據3和4)
  7. 一個驅善避惡的人會青睞「要嘛受到獎賞,要嘛沒有事情發生」勝過「要嘛被懲罰,要嘛沒有事情發生」(前提)
  8. 不選擇自己最青睞的行為選項的人是不理性的。(前提)
  9. 我要嘛信上帝,要嘛不信上帝。(套套邏輯)
  10. 如果一個人是驅善避惡的,那麼除非他不理性,否則他會信上帝。(根據7、8和9)
這個論證是有效論證,即如果前提皆為真,結論也會是真的。然而,我們沒有理由相信這個論證的前提皆為真。例如說,憑甚麼這麼肯定上帝喜歡人家信仰祂(1)?或許祂比較喜歡有科學精神的人,所以老是獎賞無神論者。憑甚麼這麼肯定在上帝不存在的情況下即使信上帝事情也不會變得更糟(4)?或許世界是痛恨宗教的義大利麵妖怪創造的,牠處罰每一個信上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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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詞與理論詞

邏輯實證論把科學家所使用的語句區分為觀察語句和理論語句。根據定義,理論語句是那些含有理論詞(theoretical terms)的語句,觀察語句則是那些全由觀察詞(observational terms)組成的語句。直覺上來講,觀察詞指的就是那些指涉可被直接觀察的事物的詞,例如「狗」、「睫毛」、「心臟」、「彩虹」、「阿米巴原蟲」;而理論詞指的就是那些被科學理論預設的,其指涉物沒有辦法被直接觀察到的詞,例如「重力」、「場」、「電子」,而被理論詞指涉的那些沒有辦法被直接觀察到的東西,通常被叫做「理論元項」(theoretical entities)。

根據邏輯實證論信奉的檢證原則,一個語句要具有認知意義,必須得要(至少在原則上)能夠被經驗證明或證偽。也就是說,如果一個科學理論沒有辦法被證明或證偽,或是沒有辦法推演出能夠被證明或證偽的理論蘊含,這個理論不但沒有辦法用來解釋和預測大自然的現象,在根本上,就是沒有認知意義的。然而,一個語句要能夠被經驗證明為真或為假,這個語句必須是一個觀察語句,因為經驗沒辦法提供給我們關於觀察不到的東西的資訊。不幸的是,絕大多數的科學理論都至少含有一些理論詞,在這樣的情況下,科學理論沒有辦法直接經由經驗來證明或證偽。面對如此困境,邏輯實證論者想出來為自己解套的方法是在理論詞和觀察詞之間建立定義,使得我們可以經由這樣的定義將理論裡的理論詞翻譯成觀察詞。這類被建立在觀察詞和理論詞之間的定義,通常被稱為「bridge laws」(橋律)、「correspondence rules」(對應規則)或「dictionary」。

操作型定義(operational/operationalist definition)就是橋律的一種,它使用操作物件的方法及其結果來定義理論詞,例如︰
X是有磁力的,若且唯若
如果我們讓迴紋針接近X,那麼,迴紋針會被吸引。
(在這裡「磁力」就是被定義的理論詞)
當我們使用操作型定義在理論詞和觀察詞之間建立橋律,就可以使用經驗來檢驗理論語句的真假。然而,操作型定義也帶來了一些問題︰
  1. 操作型定義使得科學理論失去預測力和說明力︰操作型定義使用操作方法來定義理論詞,在這樣的情況下,每當我們遇到新奇的現象(或者,每當我們要預測新現象),都必須先使用操作型定義在該現象的性質和我們已有的理論之間建立橋律,才能使用原有的理論和概念來說明(預測)它。問題在於,當我們建立關於新現象的操作型定義時,我們等於重新定義了原來的概念,如此一來,每當我們要說明(或預測)新現象,我們所使用的概念都不是舊概念,而是就地定義的新概念,因此,科學理論失去了以舊概念說明(和預測)新概念的力量。

  2. 操作型定義使得理論詞的數量產生不必要的爆增。當我們使用操作型定義來定義理論詞,我們會發現有一些直覺上彼此相同的概念,在不同的情況下必須使用不同的操作來定義,例如說,汗毛的寬度、白蟻的體長和地球到太陽的距離,它們都是長度,可是必須使用不一樣的方法來測量。當我們為「長度」這個概念建立操作型定義,我們建立的不是一個定義,而是好幾個定義,這些定義涉及完全不一樣的測量(顯微測量尺、直尺和放大鏡、天文資料和計算機),因而是完全不同的定義。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似乎必須被迫承認,白蟻的長度和太陽到地球牽一條線的線長不是同一個概念,而這是非常違反直覺的。

  3. 卡那普(Carnap)發現的邏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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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證原則

檢證原則(The principle of verification/verifiability)是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用來區分有認知意義(cognitive meaning)的語句和沒有認知意義的語句的判準。「認知意義」裡的「認知」指的是關於世界的狀態的認知,當一個語句具有認知意義,就代表這個語句的內容是對世界的特定狀態的描述(這個描述不需要是正確的),例如「所有的天鵝都是白的」、「法國的首都是巴黎」、「2008年孟買遭受暴風襲擊」。當一個語句具有認知意義,這個語句就有真假可言。相對地,邏輯實證論也主張說,如果一個語句不具有認知意義,這個語句就不是對世界的特定狀態的描述,同時也沒有真假可言。生活上,並非所有有用處的語句都有認知意義,「成交!」、「今天幾號啊?」、「幹你娘雞掰!」就是缺乏認知意義但可以幫助我們溝通的語句。

可檢證原則的內容是這樣的︰
一個偶然命題X具有認知意義,若且唯若
存在有一個方法,透過這個方法可以讓我們知道X是為真還是為假。
在這裡「存在有一個方法」可以有兩種解讀方式,第一種是「現況下,存在有一個方法」,第二種是「原則上,存在有一個方法」。第一種解讀方式會使得檢證原則變得顯然不合理,因為如果一個偶然命題必須要在現況下有辦法驗證真假才具有認知意義的話,「明天會下雨」這種句子在今天就不具有認知意義,而這是荒謬的。因此,第二種解讀方式下的檢證原則,才是邏輯實證論真正使用的檢證原則︰
一個偶然命題X具有認知意義,若且唯若
原則上存在有一個方法,透過這個方法可以讓我們知道X是為真還是為假。
這個原則不要求檢證命題真假的方法事實上存在,它所要求的僅只是一個「一旦我們擁有理想的技術能力,就可以用它來檢證該命題」的方法的存在。

根據檢證原則,「地球是圓的」、「《基地》的作者是艾西莫夫」具有認知意義;「上帝創世」、「人死後會投胎轉世」不具有認知意義,因為前者的真值有方法可以檢驗(上太空之後回頭看、查詢小說的作者欄),後者則否。

顯而易見,根據檢證原則,道德語句和評價語句也都不具有認知意義。在這樣的情況下,「虐童是錯的」、「『拾穗』比『日出印象』美」都無法被用來表達世界的狀態,也不具有真假值。因此,接受檢證原則的人大多也會接受後設倫理學和美學上的表達論(expressivism),認為道德語句和評價語句只能被用來表達說話者的某種內在狀態或意念(例如情緒、態度、喜好、立場),而非描述世界。


Question︰
  1. 檢證原則要求說,如果x是具有認知意義的語句,那麼,原則上,必須要存在有一個方法可以讓我們驗證x的真假。然而,原則上存在的方法現在不一定存在,所以我們有可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原則上有一個方法可以驗證x的真假,但是這個方法目前沒人做得到,所以,目前我們依然沒辦法驗證x的真假。這種情況是可能的的這件事,是否會對於檢證原則作為認知意義的判準帶來威脅?就是說,會不會因為這種情況是可能的,檢證原則就無法協助我們在面對x的時候判斷x具不具有認知意義?為什麼?

  2. 根據邏輯實證論,如果一個偶然語句沒有認知意義,這個語句就1.無法被用來描述世界的狀態,而且2.沒有真假值可言。然而,邏輯實證論主張檢證原則是認知意義的判準,這意味著,不滿足檢證原則的偶然句都無法被用來描述世界的狀態,也沒有真假值可言。這樣的主張是適當的嗎?如果是的話,為什麼?如果不是的話,能不能提供反駁或反例?

  3. 根據檢證原則,道德語句和評價語句都不具有認知意義和真假值,而且當我們使用這些語句的時候,我們並不是在描述世界的狀態。你同意這樣的說法嗎?如果同意的話,為什麼?如果不同意的話,能不能提供反駁或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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