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2.2008

轉帳給令祖媽

燒金紙是活人供給死人生活的方法,但是這個方法太爛了,不環保又浪費資源。

我想到一個點子,政府為每個家族的死人和每個神明開立帳戶,以後大家不需要燒金紙,只要操作ATM就可以送出自己的心意。至於真的轉到那些帳戶裡的錢,可以拿來當稅金用,反正有權限領它們的人都已經做仙了。

補充一些實施上的要點︰
  1. 拉攏那些搞宗教的,例如證嚴、星雲、無上師,讓他們異口同聲地告訴信徒說這樣行得通。
  2. ATM的轉帳介面要有說服力,讓老百姓相信這樣做真的可以把存款轉到陰間。
  3. 家屬沒有辦法查詢死人帳戶餘額,這樣可以避免很多麻煩。例如如果查得到的話政府就要設定讓數字隨時間遞減,不然感覺祖先都沒花錢很奇怪,然而如果帳戶數字會隨時間遞減,等於變相地催促家屬轉帳,這樣賺死人錢也太沒品了。
  4. 找乩童起乩拍證言廣告,讓濟公親自告訴大家用ATM轉帳真的是又快又方便而且還不會被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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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為真的偽科學

有人說,除非我們能證明那些宣稱的內容為假,否則,把某些人做出來的某些宣稱打壓成偽科學是沒有道理的。這些人會這樣講︰除非我們有好理由相信一個理論是錯的,否則就不能說它不對。為什麼不能呢?因為如果我們沒有好理由相信一個理論是錯的,就代表這個理論有可能是對的,在一個理論依然有可能是對的的時候就拒絕這個理論,是不明智的選擇。


說這種話的人混淆了科學理論的兩種判準︰形而上的判準和知識論的判準。形而上的判準涉及一個理論事實上是否為真,即「一個理論的內容是否是對的、是否是對世界的正確描述?」。知識論上的判準關心一個理論是否有理據背書,即「伴隨著理論的那些證據是否足以支持這個理論,提供其它人相信這個理論的好理由?」。用「除非我們有好理由相信一個理論是錯的,否則就不能說它不對」來為偽科學辯護的人,事實上說的就是,因為我們根本就還沒證明某個主張為假,所以我們不能以這個主張不符合形而上的判準為理由來拒絕或打壓它。這種人弄錯的地方就在於,我們沒有根據形而上的判準來拒絕偽科學,我們拒絕偽科學,根據的是知識論的判準。


或許對方會繼續挑戰說,為什麼我們非得使用知識論上的判準來衡量一個理論不可?既然我們最在乎的是要掌握一個正確的理論,我們自然應該以一個理論正不正確—也就是形上學的判準—作為衡量的最終標準,不是嗎?這個問題的答案很簡單︰我們以知識論的判準來衡量理論,是因為,在現實條件下,知識論的判準是唯一可以有效地給予我們行為指引的判準。


我們的最終關懷當然是會落到一個理論是不是為真這樣的問題上,而這也是我們做科學的目的—掌握正確的理論。然而,世界的真實結構和原理並不是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眼前︰重力常數並沒有被刻在每一個受到重力吸引的東西上,在無數的測量和提出及推翻假說以前,我們根本無法知道它到底是多少。在這樣的情況下,檢驗一個理論是不是滿足形而上的判準,雖然是我們理想的目標,但是這件事—如果有可能達成的話—也必須依靠觀察和實驗所累積的累積來達成。


因此,當我們判斷一個理論該不該被接受,我們判斷的對象並不只是理論本身,而是理論本身加上那些由提出理論的人和其他人提供的觀察和實驗資訊,和其它相關的條件(例如說,這個理論是不是和一些非常可靠的理論相容、這個理論是不是蘊含一些顯然不對的結果)。「一個理論還沒有有利的理據支持,並不代表它事實上不正確呀,這樣就棄之不顧,會不會太早了一點」挑戰者可能依然不死心。我的回答是,就資源的分配而言,放棄一個沒有明顯證據支持的理論,永遠不嫌早。科學家沒有多餘的錢和閒工夫去幹那些跟自己手頭上的project比起來不太可能造成科學進展的事情,而且把一個理論棄之不顧也不代表真的包一包丟掉,現在紀錄資訊如此方便,說不定一百年之後我孫子還找得到爺爺在論壇上罵人的紀錄。如果科學家在重要的地方遇到瓶頸,隨時可以把廢棄的假說挖出來檢視,科學的進展一點也不會因此造成損失。


知識論的判準在科學假說的判斷上是唯一make sense的判準(因為形而上的判準太遙不可極了),也是我們行為準則的有效來源,因為比起什麼都有點相信、什麼都不放棄,只相信那些比較有可能為真的事情,並且只根據這些事情來行為,絕對會比較好,因為這會讓人保持清醒、不容易受騙和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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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語句對讀者做的兩種功

我相信,一段文字或話語至少可以經由兩種途徑對聽者或讀者產生效果,而對於那些要討論文學能幹什麼同時又想把話講清楚的人而言,這兩種途徑的清楚區分是必要的。下面我將說明這兩種途徑的差別,以及它們的重要性。

我們可以用語言來陳述事態(state of affairs),例如當我說「老王是個單身漢」的時候,我就是陳述了「有個男人叫做老王,他沒老婆」這樣的事態。在絕大多數的日常生活中,我們使用語言都是為了描述事態,例如告訴別人自己的心情、明天的天氣。當一句話是用來做出陳述,我們就說這句話是一個陳述句,具有陳述能力,而聽懂且相信這句話的人因此擁有的那些信念,稱為這句話的陳述內容。

然而,我們也可以用語言來對別人造成效果,例如當我說「小丸你是白痴啊,連這個都不會」的時候,我主要不是為了陳述一個事態而說這句話,而是為了用這句話對小丸做一些事情︰使她感到生氣、受辱、羞愧,甚至傷心。(當然我可能同時有其它的動機來說這句話,例如發洩一下讓自己心情好一點、讓旁觀者知道我看不起小丸等等,不過我打算暫時只討論語言對直接讀者造成的效果就好)我們用話語來做的事情當然不僅僅是轉變聽者的心情,還可以用來使得聽者有某種信念(例如上面例子裡的旁觀者)、使得聽者去做某件事(「借我十元好嗎?」)等等。

方便起見,當一句話對聽者造成效果,我們就說這句話對聽者施了力,對於那些效果的內容(例如,造成某個特定的情緒),我稱之為施力內容。而,如果一句話可對讀者施力,我們就說這句話是可施力的。

有一些句子的施力能力是經由社會約定而得到的,例如用來立約的句子、用來道歉的句子、用來打招呼的句子、用來問問題的句子。我們在社會約定下使用這些句子來對別人施力的行為,被John L. Austin稱為「illocutionary act」,或者「speech act」。Austin把說出這些句子的行為視為一種社會行為,來和一般的語句陳述做出區分︰一般陳述做的事情僅只於讓那些相信它的人產生某種信念,而illocutionary act可以用來打招呼、做約定、問問題、借錢。我在這裡所討論的那些具有施力能力的話語所成的集合,會是一個比所有illocutionary act使用的話語所成的集合更大的集合。根據我的定義,所有的illocutionary act都會是可施力的,但是並不是所有可施力的話語都是有社會約定背書的illocutionary act。直覺上,我認為如果一句擁有施力能力的話的施力內容不是被社會約定的,那麼這句話對於不同讀者(甚至同一讀者在不同情況下)施的力不見得會一樣,這個現象下面會再說明。



顯而易見,所有陳述句都是可施力的,因為所有陳述句都可以對那些相信它的聽者造成效果︰改變聽者的信念系統的內容。當小吉相信了我說的「明天會下雨」,她的信念系統就會改變,增加「明天會下雨」這個信念,而更甚者,如果她的信念系統本來含有「明天不會下雨」這個信念的話,這個信念會被刪除。在小吉的例子裡,語句的陳述內容和施力內容是一致的︰它陳述了「明天會下雨」這個事態,並且使得相信它的人擁有「明天會下雨」這個信念。

所有陳述句都是可施力的,而且陳述句的陳述內容和施力內容一致,這是事實。不過這並不代表語句的陳述內容和施力內容的區分是無意義的,因為存在有某些句子,它們的陳述內容和施力內容不一致。這樣的句子出現在大部分的文學作品裡,例如小說︰雖然小說的內容大多是陳述,但是作者並不期待讀者因此產生相應的信念,而幾乎也不會有成熟的大人因為看了小說而產生相應的信念,柯南道爾並不會希望真的有人相信貝克街著了一個私家偵探,而也不會有人因為看了福爾摩斯就真的那樣相信。在更注重修辭、更抽象的文學裡,語句的陳述內容和施力內容之間的差別就更清楚了︰
「一顆顆頭顱從沙包上走了下來」(洛夫,《沙包刑場》)
「月亮升起的時候 樹就矮了下去/懷舊的酒杯漲高後 歷史就突然寫得好完整」(葉翠蘋,《月和酒的故事》)
「沿著河堤,我開始拉著天空奔跑」(白靈,《風箏》)
「你們再笑我便把大街舉起來」(瘂弦,1982:157)
這些語句會對讀者造成一些影響,這些影響的內容可能會涉及情緒的生成、信念的改變、價值觀的轉換等等,但是這些語句所陳述的事態和所造成的影響的內容之間,顯然並不具有存在在「明天會下雨」這個事態和「明天會下雨」這個信念之間的那種一致性。在文學裡,不僅陳述內容和施力內容之間的不同是可能的,對於某些文學語句,我們甚至很難說它具有嚴格意義下的陳述內容,例如
「此時/我們乾淨的記憶/仍在8.9的柏油路上慢慢跑」(鐵雄,《盛夏的旅行》)
「你笑了笑 我擺一擺手/一條寂寞的路便展向兩頭了」(鄭愁予,《賦別》)


我相信大部分文學語句的施力內容都不是經由社會約定的。對於「借我N元」這樣的語句的施力內容(用來借錢),使用中文的人都會有共識,而且用錯的人以及理解錯的人會受到其他人的糾正。然而,「一顆顆頭顱從沙包上走了下來」這類句子會對讀者造成什麼影響(比方說,產生什麼樣的情緒),則是不確定的、因人而異的。而且,就算某個人讀到一句詩的反應明顯地和大家都不一樣甚至完全相反,也沒有人能找到可用來指正他的客觀標準(不過他可能因此在文學社群裡成為喪家之犬或者龍頭大老)。



語句的施力內容和陳述內容有所區分這件事,在文學討論上,至少有幾個重要的蘊含︰

  1. 文學討論應該要對這兩種東西做出區分。例如,當我們說某部小說表達了無產階級的悲哀的時候,我們要說清楚,這部小說到底是在哪一種意義下「表達」了這樣的悲哀。它是1.陳述了「無產階級很悲哀」這個事態並使得信任它的人相信這個事態的確是真的,還是2.施力使讀者產生了某種悲痛感,並且讓讀者知道這種悲痛感就是無產階級人士擁有的那種悲痛感?(還是都有?但是即使在這樣的情況底下,這兩種途徑及其產生的效果依然是可以區分的)為什麼文學討論應該要分清楚這兩件事?因為這兩件事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涉及對於事態的陳述這樣的陳述造成的信念,另外一件事涉及在感情以及其它方面的影響。連這麼顯而易見的差別都不做區分的討論,很難想像它能make sense到哪去。

  2. 文學的價值主要來自於施力內容。這個主張背後的原理很簡單︰因為所有可以被語句陳述的事態,我們都可以不使用文學語言來陳述。而如果文學所能做的那些有價值的事情事實上都是依靠語句的陳述能力來做的,那麼我們不需要文學作品,使用一般語言就得了。

  3. 施力內容不同於陳述內容,所以我們沒辦法使用對文學的陳述能力的質疑來支持對於文學的價值的質疑。對於文學的表達能力有所懷疑的人,可能會使用「日常對話也是用那些字,文學也是用那些字,憑甚麼說文學能講得比較多?」這樣的理由來為自己背書。當我們在施力內容和陳述內容之間做出區分,也就證明了這種攻擊是建構在對文學語言表達機制的錯誤理解上。

  4. 文學語句的施力內容多半是未約定的,因此,我們依然可以質疑一個文學語句如何可以用來傳遞東西,即,作者要如何控制語句,使得語句對讀者產生自己想要的那種影響(例如,自己想傳遞的那種感情、經驗、價值觀)。文學語句能夠準確地傳遞特定的東西,還是只能成為一個在每個人眼裡面貌都不同的魔術鏡,在文學價值的評估上佔有重要地位,因為它直接影響了文學成為可靠溝通工具的可能性。在日常生活理,我們很清楚「謝謝你」這個語句可以準確地傳達我的謝意給任何懂中文的人,然而,一篇小說或者一首新詩的作者能不能肯定自己的作品能夠在讀者身上施加自己想要的那種力,即,使得讀者產生自己想要讀者體會的那種心境、情緒、價值觀或者態度?如果可以的話,這樣的自信的理據在哪裡?使得文學作品能做到這種事情的認知基礎在哪裡?如果不行的話,那麼文學就只是一個每個人看了可能都有不同感覺的魔術箱,這樣的東西並非全無價值,但是絕對無法作為可靠的溝通工具。在這種情況下,文學家就不能再自詡能夠傳達那些使用一般語言的人無法傳達的東西,因為他們,在嚴格的意義下,能夠傳達的東西並不比一般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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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理性,而且科學

慢跑很無聊,慢跑時我會聽隨身聽。

我最近常聽Point of Inquiry的podcast,這個系列大約每週釋出一個episode,訪問當代有名的學者,討論關於科學、社會和宗教的議題。

4/25的episode 《Naturalism and the Scientific Outlook》邀請哲學家John Shook討論自然主義與科學發展。

Shook在討論宗教主張的證成的時候說道,有一些人對於宗教宣稱的堅定信念是基於自己的個人經驗,例如禱告引發的奇蹟、自己聽到的神的話語等等,然而,對於科學來說,「(individual) experience is not enough」。科學主張的證成門檻比較高,不但要求經驗證據,而且要求能夠被重複實驗的經驗證據,即,可以在適當的設置、可複製的實驗下被客觀觀察到的經驗證據。

昨天的宗教哲學剛好討論到信念的證成。有一些溫和的無神論者認為說,雖然自己有好理由相信神不存在,但是有神論者也有可能有好理由相信神存在,這兩件事情是可以同時發生而不導致矛盾的。而且,在這種情形下,因為好理由而不信神的無神論者和因為好理由而信神的有神論者都一樣理性,而他們的信念被證成的程度也一樣高。

然而,Shook的想法蘊含了科學主張的證成和個人信念的證成之間的區分。要理性地相信P,一個人只要掌握P為真的好理由就夠了(在一些情況下,這樣的理由甚至不需要蘊含P為真,只要能提高P為真的可能性到一定程度就成)。然而,要理性且科學地相信P,一個人不但要掌握P為真的好理由,這個好理由還得要能夠在可複製的實驗情境下被別人觀察到才行。因此,科學活動追求的主張不只是可被理性地相信的主張,而是可被理性且科學地相信的主張。

我認為Shook的說法是合理的,因為科學是透過合作發現真理的活動,任何一個對於真理是如何如何的宣稱,如果沒辦法說服其它人,有跟沒有一樣。資源有限,科學家不可能把所有提案照單全收,勢必要做出篩選,找到最有希望的幾個假說來集中研究。而,要判斷一個提案可不可靠,最可靠的方法莫過於複製實驗,觀察結果。因此,科學的證成不是私人信念的證成,而是社會性的證成、公共的證成。其證成依賴私有經驗而沒有辦法被其他人檢驗的主張,不可能擠進這個合作機制裡。(可以想像又會有後現代主義者跳出來說這都是社會對個人的壓迫blah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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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實踐理性作為道德基礎

道德實在論者(moral realist)相信說,道德原則的確存在,而且它們具有客觀的、不依賴價值觀、社會文化風土民情的真假值。

相信有客觀存在的道德規則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持有這種想法的人,不論是在形而上(這種規則是以什麼樣的形式存在?跟其它的自然律一樣的那種形式嗎?如果是的話,那為什麼還會有壞人勒?)還是知識論上(就算這種規則存在,我們要怎麼知道它們?我可以觀察到有人虐待小孩,我也可以觀察到小孩很痛苦,但是我觀察不到「我們不應該虐待小孩」這件事,不是嗎?)都會遭遇很多問題。



純粹實踐理性(pure practical reason)的存在是常被道德實在論者拿來解套的方法之一。某些道德實在論者宣稱說,道德上對的行為,就是純粹實踐理性會引導人去做的那些行為︰
定義A
在情境c底下做行為a是道德上對的,若且唯若
在c底下,一個理性的人會做a。

(這個定義其實有個預設,就是a這個行為並非道德上中立的行為*1,如果把這個預設拿掉,這個定義就會出現一些奇怪的後果,例如,根據這個定義,在感覺快下雨的時候帶傘出門會變成道德上對的行為)
把道德善化約成理性,如此一來,似乎就可以避開原有的形而上學和知識論的問題(尤其是前者)。

然而,這樣的定義是不是有道理,依賴純粹實踐理性是不是存在。如果純粹實踐理性不存在的話,定義A就會變得不適當,因為當一個兇惡的人在衡量後果之後決定要虐待小孩,我們會說他的行為在道德上不正確,但是我們不會說他不理性(因為他沒有拒絕接受任何一個自己的理性運作的結論)。事實上,要讓定義A make sense,我們所需要的不僅僅是純粹實踐理性的存在,而且是內建道德原則的純粹實踐理性的存在。

即使純粹實踐理性存在,它的內容(也就是純粹實踐理性內建的那些行為規則)也不一定會和道德有關,考慮下面這個純粹實踐理性規則︰
B︰每天早上都從左邊下床。
B是貨真價實的純粹實踐理性規則,因為如果B是存在的,每一個理性的人,不管他每天早上有什麼樣的慾望和情緒,他都會從左邊下床。然而,每天早上要從那一邊下床跟道德是完全沒有關係的事。如果事實上B是僅存的純粹理性規則,那麼定義A便會不恰當,因為如此一來A會等同於
定義A+
在情境c底下做行為a是道德上對的,若且唯若
1.c是「起床」,而且a是「從左邊下床」,或者
2.在c底下,一個理性的人會做a。
A+不但具有前面那個缺點(即,蘊含著經過仔細思慮之後決定要打女兒的爸爸做的事情是道德上對的),甚至蘊含更奇怪的結論,即從左邊下床是道德上對的,從右邊下床則不是。

所以,一個使用純粹實踐理性作為道德基礎的道德實在論者,除了支持純粹實踐理性的存在之外,也會同時宣稱說,純粹實踐理性內建了那些一般來說會被大家認同的道德原則(一個道德實在論者會如何刻劃純粹實踐理性的內容,是因人而異的。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大家的理論都不會離普遍被接受的道德直覺太遠。例如說,沒有任何一個實在論者會認為「如果我在街上,我應該隨便殺人」是一個純粹實踐理性的原則)。



一個使用純粹實踐理性作為道德基礎的道德實在論立場,會有下面這幾個蘊含︰
  1. 「道德上對的行為」是「理性的行為」的子集合,換言之,所有道德上對的行為都會是理性的行為。
  2. 一個理性的人可以單憑思慮就知道自己在什麼情況下該如何做才會合乎道德。這有點像我們平常在講的「良心」︰當別人遇到兩難向自己求助時,我們說「摸摸你自己的良心,你就知道該怎麼做!」
  3. 理性蘊含道德︰只要一個人是理性的,他不但知道自己在什麼情況下該如何做才會合乎道德,而且他會確實依照自己的思慮行事,換言之,只要一個人是理性的,他不會做出任何壞事。
  4. 不道德蘊含不理性︰當一個人做出壞事,我們不但會說他不道德,還會說他不理性。

有多少當代哲學家秉持這種立場,我不清楚,不過我知道亞里斯多德和康德是這種想法的大支持者。

當然也有一些(事實上,有很多)哲學家反對這樣的立場,他們不但質疑內建道德原則的純粹實踐理性的存在,甚至也質疑任何一種純粹實踐理性的存在。





*1︰道德上中立(non-moral)的行為就是指那些無關乎道德的行為,例如選擇中午要吃飯還是麵、對統一發票、準備報告等等。如果X是道德上中立的行為,那麼「X是善的嗎?」這樣的問題就會讓人覺得很奇怪而且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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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於增加壽命的預測

很多人喜歡推測當人可以活到幾百歲的時候社會會變成什麼樣子。例如Scott Adams認為說,在那個時候,安樂死一定會被迫合法化。

我的預測是,如果增加壽命的昂貴方法被發現了,而且這個方法增加壽命的方式不是讓老人晚幾十年死掉,而是讓年輕人晚幾十年變成中年人、中年人晚幾十年變成老人的話,窮人將更難在社會裡攀升到比較高的地位。

理由很簡單,因為拖慢成熟速度的有錢人有更多時間累積知識能力和經驗。如此一來,有錢的中年人(花了20年拿到5個博士,社會經驗60年,今年100歲)和中產階級的中年人(花了5年拿到一個博士,社會經驗5年,今年30歲)雖然有一樣的體力和健康程度,但是智識能力和社會手腕和眼界很可能天差地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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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的單調性和Defeasible Reasoning

單調性(monotonicity)是邏輯系統的性質。形式上,它可以被表達成這樣︰
If Γ ⊢ φ and Γ ⊆ Δ then Δ ⊢ φ.

根據這個定義,一個邏輯系統是單調的(monotonic),若且唯若如果我們可以由這個系統的規則或公理從一組句子Γ推導出句子φ,那麼,對於任何一組句子Δ,只要Δ包含所有Γ所包含的句子(也就是說,Γ是Δ的子集合),我們就可以用這個系統的規則或公理,從Δ推導出句子φ。簡單地說,只要我們所使用的邏輯系統是monotonic,那麼,我們原來可以推導出來的那些句子,在前提增加之後,就會依然可以被推導出來。

古典邏輯是monotonic,這意味著前提的增加並不會使得本來可以被推導出來的句子因此無法被推導出來。考慮下面兩個論證︰
    論證a
  1. P→Q
  2. P
  3. Q〔1,2,MP〕
    論證b
  1. P→Q
  2. P
  3. ¬(P→Q)
  4. ¬P
  5. Q〔1,2,MP〕
論證a的有效結論「Q」在論證b裡並不會因為增加了兩個前提就因此而推導不出來。事實上,不管增加什麼其它的前提,只要我們有(P→Q)和P,就一定可以利用古典邏輯推導出Q。

好吧,你說,所以古典邏輯是邏輯系統是monotonic,在古典邏輯系統下,原來可以導出的句子在前提增加後也一定可以導出來,所以勒?那又怎樣?

有一些哲學家相信monotonicity是古典邏輯的短處。邏輯系統被造出來的目的,是為了要捕捉人們做推理時所依賴的規則。因此,最理想的狀況是,我們有一個邏輯系統,任何日常生活上ok的推論在這個系統裡都是ok的;日常生活中不ok的推論在這個系統裡也都是不ok的。而問題就在於,有很多日常生活中的推論,似乎沒有辦法被一個monotonic logic system捕捉,例如
    論證c
  1. 鳥會飛
  2. 小丸是鳥
  3. 小丸會飛
    論證d
  1. 鳥會飛
  2. 小丸是鳥
  3. 小丸的羽毛掉光了
  4. 小丸會飛
論證c很ok,但是論證d不ok,然而,所有論證c擁有的前提,論證d也都擁有,也就是說,在一個monotonic logic system裡,如果論證c是有效論證,論證d也會是有效論證。同樣地,下面這組論證也含有如此的特徵︰
    論證e
  1. 我答應小丸晚上陪她吃飯
  2. 我應該準時赴約
    論證f
  1. 我答應小丸晚上陪她吃飯
  2. 晚上我出門時遇見了車禍,肇事者逃逸,傷者血流如注,附近沒有電話
  3. 我應該準時赴約
這類「一旦前提增加,本來的有效結論可能會變得無效」的推論,被稱為Defeasible Reasoning(可誤的推論)。這些Defeasible Reasonins的存在,使得哲學家開始注意起monotonic system在這個方面的不足,並試著探索non-monotonic system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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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的作者

從Kiki那裡聽到的趣事。

2000年的Analysis期刊登了一篇由哲學家Alex Oliver和Alexius Schmeinong合寫的文章,《Ghost writers》。

《Ghost writers》長僅一頁,討論以多個名詞作為主詞時的意義問題。我們每天都會使用名詞來談論東西,例如說「桌上的杯子好髒」、「小丸今天好色@Q@」等等。有時候在一個句子裡面我們不只使用一個名詞,而是多個並列,例如「小夫、馬囧和馬力都很帥」。在這個地方我們會遇到一個問題︰當主詞的位置不僅僅有一個名詞的時候,這個主詞(甚至這句話)的意義是什麼?是由什麼決定的?

有一個說法是,當一個句子的主詞是由超過一個名詞所組成的,這個句子的主詞的意義就是那些名詞的指涉物(一個名詞的指涉物就是那個名詞所指的東西)所成的集合(set)。

作者反駁說,這種說法一定不會對,因為如果多數名詞句的主詞的意義是那些名詞的指涉物所成的集合,那麼P1的意思就會等同於P2的意思︰
P1.小夫和馬囧都很帥
P2.小夫、馬囧和當今法國國王都很帥

為什麼在上述說法之下,P1的意思會等同於P2的意思呢?因為當今法國國王不存在,於是「當今法國國王」這個名詞便沒有指涉物。在這樣的情況下,「小夫」和「馬囧」兩個名詞的指涉物所成的集合和「小夫」、「馬囧」以及「當今法國國王」三個名詞的指涉物所成的集合會是同一個集合︰
{小夫、馬囧}
如此一來,P1和P2的主詞的意義就會相同,而因為它們也分享一樣的述詞(「都很帥」),它們的意思當然會一樣。

然而,大概沒有人真的覺得「小夫和馬囧都很帥」和「小夫、馬囧和當今法國國王都很帥」這兩個句子表達了一樣的意思。因此,作者下了結論︰前面那個說法是錯的,並非當一個句子的主詞由多個名詞組成的時候,這個主詞的意思是那些名詞的指涉物所成的集合。

幽默點在哪裡呢?幽默點就是,雖然作者列名「Alex Oliver & Alexius Schmeinong」,但是這篇文章其實是Alex Oliver自己一個人寫的,「Alexius Schmeinong」是個不存在的傢伙。Alex Oliver利用作者欄又婊了自己的對手一次︰如果他們的主張是對的,那麼「Alex Oliver & Alexius Schmeinong」的意思就會等同於「Alex Oliver」。

(「Alexius Schmeinong」這個名字其實其來有自,20世紀初研究fictional objects(不存在的東西,例如福爾摩斯、獨角獸)的哲學家中很有名的一個就叫做「Alexius Mein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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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的思想實驗

有人問我說,伽利略當時是不是只用邏輯就推翻了「重物落得比較快」的物理學教條。

不是。



在伽利略的年代,幾乎所有人都相信亞里斯多德的說法,認為在自由落體的情況下,重的東西會落得比輕的東西快。

伽利略使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駁倒了這個主張︰
假想有兩個啞鈴,一個12磅,一個22磅。把這兩個啞鈴一起從高樓放下,根據亞氏物理學,22磅的那個會落得比較快,比較早著陸。

現在考慮另外一個情況,把一條繩子的兩端分別綁在這兩個啞鈴上,再從高樓往下扔,這個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1. 因為「兩個啞鈴+繩子」的重量比「22磅啞鈴」大,所以它們會以超越原來22磅啞鈴單獨落下的落速往下掉,並且比原來的22磅啞鈴還早著地。
  2. 因為「兩個啞鈴」的重量比「繩子」大,所以會變成兩個啞鈴「拖著」繩子往下掉,而雖然兩個啞鈴的重量比單獨一個22磅啞鈴還大,但是因為繩子的拖累,不見得會比原來的22磅啞鈴早落地。
  3. 因為22磅啞鈴的重量比12磅啞鈴和繩子都大,所以變成22磅的啞鈴「拖著」繩子和小啞鈴往下掉,而因為繩子和小啞鈴的拖累,它們會比原來的22磅啞鈴還要晚落地。
嗯,不管是哪一個答案,都有點奇怪,不是嗎?事實上,我們並不覺得把兩個東西綁在一起,它們會因此落得比較快,也不覺得當兩個東西被綁在一起的時候,它們會因此落得比較慢。

在這裡,伽利略的論證可以整理成這樣︰
P1. 重物落得比輕物快(假設)
P2. 在前面的例子裡,要嘛1,要嘛2,要嘛3(根據P1)
P3. 1、2和3都不對(常識)
P4. 並非重物落得比輕物快(P1~P3,歸繆)
這個論證不僅僅使用邏輯而已,還使用了我們的那些關於東西會如何掉落的直覺(支撐在這些直覺背後的是常識和經驗),所以,不能說伽利略光靠邏輯就推翻了亞氏教條。



伽利略使用的這種,不實際做實驗,僅僅依據常識和直覺進行思考得出結論的方法,被叫做思想實驗(thought experiment)。思想實驗只有在資訊齊全,使得我們光靠整理它們就能推論出有意義的結論的時候才有用。所以在面對未知世界的經驗科學裡,思想實驗並不是常見的研究方法。然而,伽利略的例子告訴我們,不管身處什麼領域,我們最好隨時對於自己使用的概念抱持一定程度的警覺和分析性,才不會一錯一千八百年,而且這錯誤還是坐下來好好想想就能發現的那種。而這正是分析哲學家的工作,概念分析。概念分析旨在釐清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概念(例如「知道」、「指涉」),並找出合適的定義。在這裡,思想實驗可凸顯我們關於概念該如何使用的直覺,在為哲學理論提供基礎或反例上,是很方便的方法。John Searle的中文房間、Hilary Putnam的孿生地球、David Chalmers的殭屍世界以及Frank Jackson的黑白瑪莉,都是使用思想實驗來協助我們釐清自己的概念的好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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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實踐理性

「理性」(reason)泛指人的思考活動,大部分的哲學家在討論這個議題時會區分「理論理性」(theoretical reason)和「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當一個思考活動的結果具有促成或影響行為的能力,這個思考活動就被稱為實踐理性,例如說,衡量翹課的後果。另一方面,當一個思考活動的結果不具有直接影響行為的能力,這個思考活動就被稱為理論理性,例如說,在腦海裡算數學。(我沒有閱讀相關的文獻,不過我猜測,雖然我們對於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的區分有一定的直覺,實務上它們可能依然是難以界定的。例如說,要怎樣才算是直接影響行為?我在腦海裡算算術的結果會影響到我接下來的接受的信念(belief)的內容,甚至會影響到我待會要寫下的數學題答案,這算不算是直接影響到行為?不過,這篇文章我不打算討論理論理性,所使用的例子大概也都會是沒有什麼爭議的,涉及外顯行為的例子,所以,下面我不會再提起嚴格區分如何可能的問題)

大概所有的哲學家都會同意人有實踐理性(雖然他們在細節處會有所爭執),但是有爭議的是,人有沒有純粹實踐理性(pure practical reason)。



實踐理性是涉及人的行為的理性,實踐理性的運作結果會影響人的行為,但是,一個人的實踐理性的運作結果通常不足以決定一個人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會做出什麼樣的行為。常識裡,要讓一個理性的人(也就是說,一個實踐理性正常運作著的人,即,他可以推測翹課的後果、他知道下雨不撐傘會怎樣...)決定自己要做出什麼樣的行為,除了他的理性之外,慾望、情緒之類的東西也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一個人不知道自己想不想要感冒,就算他知道雨天不撐傘有可能會感冒,他也無法決定要不要撐傘。

而另一方面,純粹實踐理性的作用就比理性強得多,根據定義,純粹實踐理性不需要和慾望、情緒或其它東西配合,就能使理性的人產生行為。也就是說,純粹實踐理性,如果存在的話,會是universal的、所有理性的人共有的。一般而言,一個人在情境c底下沒有做出行為a,並不足以使得我們說這個人不理性,我們還得檢查這個人有沒有做a的慾望︰當這個人擁有做a的慾望,而且這個慾望勝過一切,卻依然沒有做a時,我們才能說他不理性。然而,如果純粹實踐理性是存在的,而且純粹實踐理性要求我們在情境c底下做出行為a,那麼,對於任何到了情境c底下卻沒有做出行為a的人,我們都會認為他是不理性的(這裡的不理性,就是一個狂怒之下殺了欺凌自己妻女的小王爺的人展現出來的那種意義下的不理性)。

純粹實踐理性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直覺上我們根本不覺得這種東西存在︰一個人怎麼可能在某個情況之下,不依賴任何慾望、情緒和價值觀,僅僅依靠理性就知道自己在什麼時候該做什麼,而且會照著做?這似乎有點扯,不是嗎?所以我們當然會問,有什麼理由相信有這種東西存在?如果它存在,它的效果在什麼時候會展現出來?它在哪些情況下會引導我們的行為?(顯然不是在考試的時候:p)

我不知道純粹實踐理性有沒有其它用途,不過在我的閱讀經驗裡,會主張有純粹實踐理性的人通常是道德哲學家,而且是道德實在論者,也就是,那些相信有客觀存在的道德規則的人。(延伸閱讀︰純粹實踐理性作為道德基礎)

在我印象中反對純粹實踐理性最大力的是David Hume和Bernard Williams,前者對於理性行為的機制說明和純粹實踐理性不相容,後者則提出了自八零年代以來反對不依賴欲望的理性最有說服力的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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