塗鴉、犯罪和破窗

朱學恆的新文章，談到八零至九零年代紐約市長和地鐵局長推動塗鴉清除政策後犯罪率下降的例子，並主張說，基於破窗效應，一個充滿塗鴉的環境容易引發犯罪。搭配近一波經濟蕭條，朱學恆提出警告︰

「以前我們看到的可能還是那些慣竊、慣犯在從事犯罪行為，但現在在2009年3月（如果再加上失業救濟，或許可以多延幾個月）以後，我們即將看到的會是那些迫於生計，因為沒有飯吃而被迫要違法的失業人們。

如果你要證據的話......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像我一樣經常在台北街頭走來走去。

簡單的來說，你會發現，從去年開始，不知道何時，整個羅斯福路從和平東路到新生南路這一段，所有的空牆跟圍籬，幾乎都已經被塗鴉給佔據了...」

我剛好曾經在《蘋果橘子經濟學》裡讀到紐約清除塗鴉後犯罪率下降的故事，與朱學恆和破窗理論者不同地，作者李維特認為，該波犯罪率下降的原因並非環境清潔政策，而是七零年代的墮胎合法化。李維特的推論是，因為墮胎意願可能顯示了家庭經濟能力的低落、父母的不負責等兒童成長的負面因素，曾經被父母考慮過墮胎的孩子，長大後成為犯罪者的機率比其他小孩高。當老百姓可以自由墮胎，表示十幾年後的犯罪者減少。

朱學恆文章的留言者中也有人舉出李維特的意見，不過朱學恆不覺得那可信，且強調文章中也提到另一個破窗理論的例證︰

「主持這項研究的荷蘭葛羅林金大學（University of Groningen）社會心理學家凱瑟（Kees Keizer）說：「我們預料會有這種影響，但沒料到影響這麼大。如果塗鴉及髒亂會引發兩倍的人犯下竊盜，就令人很震驚。」

研究人員在不同城市鄰近社區展開一系列小型犯罪實驗，測試人們是否會因看到別人違反社會善序良俗的行為也起而傚尤。他們發現，附近牆壁出現塗鴉或地方髒亂，約有25％的人會到郵筒偷竊五歐元紙鈔信封，相對牆壁或環境乾淨，此種行為比率為13％。」

其中實驗的具體例子大概長這樣︰

「Keizer在一個住家的信箱中擺了一個寫上了完整地址的信封，刻意讓裡面的五歐元露了出來。並且用路人無法察覺的方式監視這個信箱。

在沒有塗鴉或是垃圾的狀況下，13%的路人會偷走這五歐元。如果這個郵箱上和旁邊被噴上了塗鴉，偷走五歐元的比例提高到27%，如果旁邊都是垃圾，偷走五歐元的比例則是26%。」

因此，朱學恆認為塗鴉的確會導致治安惡化。

我查了一下，發現曾經有統計學家反對李維特的說法，基本上他們認為李維特進行計算的時候忽略了兩個因素，而一旦加上它們，原來結果中的墮胎影響就消失了︰

「The Boston Fed's Mr. Foote says he spotted a missing formula in the programming of Mr. Levitt's original research. He argues the programming oversight made it difficult to pick up other factors that might have influenced crime rates during the 1980s and 1990s, like the crack wave that waxed and waned during that period. He also argues that in producing the research, Mr. Levitt should have counted arrests on a per-capita basis. Instead, he counted overall arrests. After he adjusted for both factors, Mr. Foote says, the abortion effect disappeared.」

我看不懂那兩個因素是什麼，所以不知道他們的反駁有沒有道理，然而，一個大都市的犯罪率升降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本來就是很難以推測的（這裡有李維特和其他人在那個議題上的後續討論的整理）。比起從「實施清潔政策，然後犯罪率下降」和「墮胎合法化，犯罪率下降」這種可見和不可見的因素多到數不清的大環境觀察紀錄中試圖佐證或反佐證破窗效應，我覺得還是從簡單好操弄的個案做起比較容易。

目前手邊最簡單好操弄的就是朱學恆提到的那組科學實驗。然而，我不覺得它證明的是塗鴉會增加犯罪機會。

當我們在那些實驗中觀察到塗了鴉之後行人的犯罪率增加，我們能怎麼說？我們可能會這樣說︰

1.塗鴉顯示出的反社會傾向使得看到它的行人更容易做出反抗體制的事。

因此，我們會進一步說，這個實驗中使行人犯罪的因素之一是牆上的塗鴉，所以，一個地方有塗鴉，比起一個地方沒塗鴉時，犯罪率會比較高。然而，（1）並非唯一可能的解釋，看看下面這個︰

2.塗鴉讓這個地方看起來更髒亂、廢棄、渺無人煙，這讓行人覺得即使做壞事也不容易被發現，或者即使被發現，目擊者也不會在乎。

在（2）之下，我們無法做出如同（1）一般的結論，因為根據（2），使人犯罪的因素是散發出髒亂、廢棄、渺無人煙感的環境，然而，髒亂、廢棄、渺無人煙感是塗鴉和周遭環境綜合起來的整體感覺，不見得所有塗鴉都會使任何環境看起來更髒亂、廢棄、渺無人煙。事實上，塗了鴉卻一點也不讓人覺得髒亂、廢棄和渺無人煙的例子多的是，如我喜歡的Banksy︰因此，如果我們接受（2）而非（1），我們就得不出「一個地方有塗鴉，比起一個地方沒塗鴉，更會讓人想犯罪」的結論，我們頂多只能說，如果塗鴉讓這個地方看起來更髒亂、廢棄、渺無人煙，那麼這個塗鴉的存在會使得這個地方的犯罪率增加。

然而，我們應該接受（1）還是（2），或者都接受？不知道，這個實驗提供的資訊不足，無法判斷。（可不可能有第三種因素和解釋，例如說，實驗中的行人犯罪率增加不是因為塗鴉反映的反體制傾向，也非髒亂顯示的「在這裡做壞事很安全」，而是塗鴉和環境整體表現出來的另外一種感覺經由另外一種心理機制使人更容易犯罪？我相信有，而且或許還會有第四種、第五種和更多。這顯示出，當我們對於人的心理機制所知甚少，就連最簡單可操弄的實驗，我們都沒辦法確定它到底證明出了什麼）

然而，直覺上我相信（2）會是可靠的解釋之一，因此我覺得「整個羅斯福路從和平東路到新生南路這一段，所有的空牆跟圍籬，幾乎都已經被塗鴉給佔據了」的確有可能是犯罪率即將上升的警訊，因為雖然Banksy的塗鴉不會使環境看起來髒亂，可是台灣常見的醜陋斑駁的一大團一大團不知道在幹嘛的塗鴉，就另當別論了。